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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. “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!”──我在中國科學院61年

        2019-11-12 陳安國      】

         
          我1954-1958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生物系動物專業,1955年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。畢業分配時填工作志愿欄,我只寫:“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!”──這就成了自己一生的承諾。

          1958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,先下放鍛煉到四川資陽當了一年農民,獲得“五好”獎狀;回所后受命到湖北沙市,研究危害荊江大堤的白蟻地下巢穴結構和位置,以求消除“千里金堤毀于一穴”之隱患。該種白蟻只在黃昏暴雨時才出巢“婚飛”,我們就在堤岸搭帳蓬露宿,傍晚冒雨觀察其飛出交配再入土建窩詳情,白天則鉆在堤坡草叢中尋找并標記白蟻地面取食蓋的“泥線”(蟻路),研究其活動和建巢規律。這樣每天逐平方米查幾公里,或跟隨民工挖蟻巢測量記錄其結構,勞動量很大。當時正值缺食歲月,每天僅幾兩糧,無油無肉,幸虧堤旁有個瓜園,我們天天買西瓜充饑。如此經1960-1961兩年野外調查,在蔡邦華教授指導下,完成了《黑翅土白蟻的蟻巢結構及其發展》《長江大堤上黑翅土白蟻的地面活動與其巢位的關系》2篇研究報告,發表于《昆蟲學報》第14卷,是為我的處女作。之后,在馬世駿教授指導下,做“高溫對粘蟲發育與生殖的作用”研究。粘蟲是當年在我國南北方廣泛危害水旱作物的重大害蟲,急需掌握其發生規律。為此,我和同事們周周7天、日以繼夜地進行實驗觀察,曾累得“神經衰弱”到香山療養。這樣辛苦4年完成了4個蟲期的全部實驗,可惜只發表了卵期的論文,而因“搬遷”和“文革”耽擱,部分實驗記錄散失,未能寫出蟲、蛹、蛾的實驗報告,是終生遺憾。

         
          1966年為響應“三線建設”,昆蟲生態室(此時已并入動物研究所)受命同動物生態室一起遷青海西寧,計劃與本院原有的西北高原生物所合建為“高原生態研究所”。當時人們多不愿離北京,本室正秘書原應率領首批先行,他以家屬隨遷手續未辦妥為由,要我(時任該室副秘書,原定后批遷)代他領隊。我沒推辭就答應調換,即刻帶上戶籍陪伴室主任一起赴西寧;不久“文革”爆發,停止搬遷,馬主任被當作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”揪回京接受“批判”,我們先遣隊就被留在西北。頭一年受派遣進青海省社教工作團,到化隆縣做農村“四清”工作。1967年新疆北部農業區小家鼠暴發成災,農田農舍都受慘重危害,僅糧食損失即達1.5億千克,災情上報國務院,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電話指示中科院調查研究。高原所的動物學工作者主動請纓,組隊赴疆。我本底學的是“昆蟲專門化”,對鼠類幾乎不懂,只好邊學邊干參加滅鼠和鼠情調查。1970年被任命為研究組長,我沖破“搞生態學研究就是修正主義”的謬論,在夏武平教授指導下,展開小家鼠種群數量變動規律研究。當時工作條件很簡陋,鼠情調查只靠鐵夾和解剖剪,每年需要進行5個月份定期定點調查,每期共需擺放5~7千個鼠夾,并剖檢捕獲的所有鼠體;各年春秋還要對全農業帶10個縣作跑面調查。跑面調查由自治區派汽車,定點的逐日幾十里野外調查只有徒步或騎自行車。此外還要做擴展考察,須夏冒超40℃酷暑、冬踩半米深凍雪,走戈壁,進沙漠,登荒山,尋覓鼠蹤。生活則是連年住農機庫,吃玉米粉發糕。當地民眾深受鼠害之苦,卻仍視搞滅鼠者為下賤。每每見我們蹲在田邊解剖老鼠,紛紛嘆息說:“你們都是好人哪,怎么干這種臟活?”我們就這樣堅持十余年,解剖了上萬只鼠,積累了幾萬個數據,靠研究所惟一一臺齒輪結構“手搖計算機”,進行繁雜的數理分析。經步步深入,揭示了北疆小家鼠棲息地選擇和季節性生境間遷移規律、繁殖特性和“密度-生殖力負反饋”機制,解開了鋪天蓋地的小家鼠從哪里來及暴發后突然消失之謎,鑒識調節種群消長的主要內外因子,提出其種群數量監測和預報技術方案。該成果先在1978年獲青海省科學技術大會獎,后再總結成專著《小家鼠生態特性與預測》,1993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。我的導師馬世駿院士給該書的題詞說:“在新疆連續十多年對小家鼠的數量動態進行了系統研究,尤其是在‘文革’的動盪期間排除干擾,為科學而堅持下來的毅力值得稱贊與學習”?,F在回顧,正是當年勇于依工作需要而“改行”,跨領域由昆蟲學轉到脊椎動物學,承擔“治鼠”任務,我得以在十年動亂期間沒有停止科研,將青春奉獻給邊疆,是很可欣慰的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

          1978年中科院組建南、中、北3個“農業現代化研究所”,我作為科研骨干同時也照顧家庭困難,于次年奉調到“中科院桃源農業現代化研究所”(后改為長沙,現名亞熱帶農業生態所)。起初我已回歸農業害蟲研究,1982年因長江南北廣泛暴發褐家鼠災害,應湖南省科委要求,我重新承擔農業鼠害防治技術研究。開頭所里只配給我1名大學畢業生,后來隨著承擔省、院任務,擴展為近10人的大組。我們從組織農村大面積滅鼠入手,逐步查明南方害鼠種類和生物學特性,提出“全棲息地毒鼠法”和“復方滅鼠劑”等整套技術,由桃源、長沙試點,再到省內多個縣,結合當地政府,組織縣、鄉級規模滅鼠;然后到桂、皖、川、鄂、贛、滬等地作技術示范推廣,都取得高效、持久、安全、經濟的防治效果。1992-1993年更與中科院昆明分院合作,在鄉級試點基礎上,組織云南思茅地區7縣同步滅鼠,得到當地盛贊,授云南省科技進步叁等獎。

          依“任務帶學科”方針,我在長沙所主持農業害鼠生態與綜合治理研究。1982-2000年間,本科研團隊在學術會議和書刊上發表論文114篇(含科普13),并與中科院動物所同事合作《害鼠治理的理論與實踐》(科學出版社,1996)、《農業重要害鼠的生態學與控制對策》(海洋出版社,1998)及《Rodent pest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in China.》(見《Ecologically-based Management of Rodent Pests》Pp261-284,為中澳合作英文專著第12章,1999.)等專著,經鑒定、驗收的科技成果16個,獲中科院和省級科技進步獎叁等獎5個、貳等獎3個,參與國家科技進步貳等獎1個。2000年以來,我的學生們接續工作,既持續了洞庭湖東方田鼠種群生態研究,還開展了四川汶川地震災區鼠情檢測、西藏農業害鼠調查等項目,除陸續發表學術論文外,還出版了《洞庭湖區退田還湖工程后小型獸類群落演替》(張美文等,科學出版社,2016)等多本專著。

          生命不息,奉獻不止。本人1997年退休后,先是受返聘指導博士研究生至1999年底;本世紀頭十年,主要投入與國內同行聯合主編《嚙齒動物學》,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、2012年連出二版:其間,我還陸續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。近十年則著力科普文章寫作,在中科院網絡化科學傳播平臺“科學新語林”開個人專欄《鼠族奧秘》,至今連同在所網站發的已逾60篇。而因寫新疆鼠害,聯系到博州農技推廣中心的鼠防專干,得知她積壓著十幾年害鼠調查數據,為指引其做科學總結,我連續數年通過互聯網作學術指導,她今已寫出多篇學報級論文,并增強了堅持滅鼠技術崗位的信心。

         
          現83歲我髮已白,心尚熱。得悉兩大家棲鼠正在新疆暴發,就約博州那位同志合寫《警訊》,今年3月發表于科學新語林,接著又在“科學大院”發文闡述新物種入侵的危險性,引起農業部領導重視,給新疆加撥了900萬元鼠害防治經費。5月上旬我坐骨神經痛住院治療,接到“中國科普博覽”約稿,要我就蒙古國因游客獵食旱獺突發鼠疫的新聞寫篇科普文章,一出院立刻趕寫。經該編輯部審定,以《因為人類的獵殺 這種曾席卷全球的瘟疫如今再入人間》為標題, 5月27日由中科院“科學大院”和中國科協“科普中國”共同推出,并在“今日頭條”等網絡平臺一起發布,頭2天讀者瀏覽數就逾百萬。這是我畢生寫的文章讀者數最多的一篇?!鞍l余熱”能起作用,很讓我高興。

          值此新中國和中科院建立70周年之際,回顧我在中科院61年歷程,憾未能有大的建樹,但我始終將“祖國需要”為使命,遵從組織安排積極工作,先后在3個所主持完成中科院、省和國家的重大、重點、攻關、科學基金及國際合作課題12項,參與8項(其中退休后5項),總計執筆及與人合作正式出版學術論文70篇、中文專著4本、科普作品80篇(件),組建的科研組9次評為“先進集體”,本人10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或優秀教師等。1987年湖南省授“省優秀科技工作者”稱號,1992年10月起享國務院“政府特殊津貼”??梢哉f,我忠實地踐行了“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志愿。

        (2019,7,2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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